蔣介石1923年訪問蘇聯時碰了“大釘子”

蔣介石從1915年開始到1972年，57年從未間斷寫日記。這在政治領導人中非常少見。

 楊天石在美國斯坦福大學

    今年3月3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1918年至1931年的日記。這是“蔣介石日記原本”的首次公開，吸引了世界各地研究蔣介石的學者的目光。從日記開放首日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教授就在胡佛研究所開始研究，除該所工作人員，他是第一位去看蔣介石日記的歷史學家。不久前，楊教授在美國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研究後回國。在他的辦公室裏，他首次接受了媒體的專訪。

    蔣介石1923年訪問蘇聯時碰了“大釘子” 蔣介石日記首度披露

    蔣介石早年對蘇聯非常向往。早在1919年，蔣介石就萌生了赴俄考察的願望。當年1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年擬學習俄語，預備赴俄考察一番，將來做些事業。”此後，他經常研究俄國形勢，注意俄國革命的消息，把俄國革命看成是“一個新紀元”，並且還說過“如果有人攻擊俄國革命，必與之力爭；如有人攻擊共產黨，必竭力為之辯護”。

    1923年蔣介石終于圓了訪蘇夢，作為孫逸仙代表團的團長到蘇聯進行訪問。此次訪蘇，蔣介石對蘇聯的印象有很滿意的地方，對蘇聯的領導人也有讚揚的一面，並且還稱加裏寧非常慈祥，像一個中國的老農。但是，蔣介石回國後的第二年就嚴厲指責蘇聯。楊教授介紹說，其原因就是蒙古問題。蔣介石訪蘇的主要目的是想在蒙古的庫倫（現烏蘭巴托）建立國民黨的軍事基地。

    當時的北京正受直係軍閥的統治，推翻直係軍閥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廣州出發北上，路途遙遠而艱辛。這就是北伐；而另一條路線則是從庫倫出發南伐，途中只要經過河北的張家口等地就可以殺入北京。楊教授說，蔣介石當然希望選擇後者。

    但是，蘇聯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蔣介石顯然對此非常不滿。他在日記中說:“求人不如求己”，“各國都是考慮自己的利益，什麼朋友啊、盟友啊，都靠不住。”蘇聯拒絕國民黨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是促使蔣介石對蘇聯失望、反感的重要起點。

    蔣介石此次訪蘇，還看出蘇聯的一些毛病。楊教授從日記中發現了幾句以前沒有看到過的話:“蘇俄是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我很替蘇俄擔憂。”據楊教授分析，這很有可能是在批評斯大林，因為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不是俄羅斯族。不過，楊教授強調，這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蔣介石回國後，曾向孫中山進言，不同意聯俄，受到孫中山的批評。孫說:你顧慮過頭了。

蔣介石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

    楊教授對記者說，蔣介石曾是孫中山聯共政策的支持者。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說過兩句非常有名的話:“沒有共產黨員參加的國民黨不是真正的國民黨”，“沒有共產主義的三民主義是假的三民主義”。但是，蔣介石又認為，三民主義是救中國的唯一主義，中國革命必須由中國國民黨領導，只能有一個司令部。他說:國民黨是大黨，共產黨是小黨，小黨要作犧牲，跨黨的共產黨員都要脫離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抗戰初期，蔣介石還提出，國共兩黨都取消，合成一個大黨。後來，蔣介石的這些思想又進一步發展為“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允許三民主義之外的其他主義存在，也不允許國民黨以外的其他黨存在，逐漸成為法西斯主義。

    對日“不抵抗主義”始于1928年

    我們一直認為，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張學良生前多次聲稱“不抵抗政策”是他自己的決定，而不是蔣介石的命令，這樣，蔣介石是否主張過“不抵抗政策”就成歷史疑案。此次楊教授看蔣介石的日記時發現，早在1928年，蔣介石就有過不抵抗的決定。當時，蔣介石率兵北伐，抵達山東，日本人出兵佔領濟南，制造“五·三”慘案，開槍射擊中國人民，殘殺中國外交官蔡公時等17人，想給蔣介石下馬威，不想讓蔣北伐。5月10日，南京國民黨兩個重要人物到山東與蔣開會，研究對日態度，到底是打還是不打。蔣介石的日記中寫道:“決定不抵抗主義。”後來也就因此有了北伐軍繞道繼續北上的行動。這篇日記確鑿地證明，蔣介石的不抵抗並非從“九·一八”開始，早在三年前的1928年就已經有了這種決定。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楊教授說:當時怎樣處理才正確？需要深入研究:“這段日記解決了疑案，又提出了新問題。”

蔣介石如何成為一名獨裁者？

    對于這個問題，楊教授說，蔣介石從得到孫中山的信任，到趕走汪精衛，再到掌握黨政軍大權，這之間經歷了三個階段。

    早先，蔣介石是孫中山身邊少數具有軍事素養的人。蔣在日本學過軍事學，受過專業訓練，這樣的人，孫中山身邊不多。因此，盡管蔣介石很任性，但他還是得到了孫中山的信任。

    另外，蔣介石曾做過一件非常符合孫中山心意的事，那就是在辛亥革命後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

    楊教授說:“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和陶成章就有很大的矛盾；革命後，矛盾更厲害。孫光明磊落，不會主張派人去暗殺陶，但除掉陶，符合孫的願望。”蔣介石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把陶成章殺掉，這件事我沒有向孫先生匯報過，孫先生也沒有和我談起過，但是，我想這件事符合孫先生的願望。這是他後來信任我的重要原因。”這確實是蔣介石的內心獨白。

    趕走汪精衛可以說是應了“秀才遇見兵”這句古話。汪精衛革命資格比蔣介石老，是蔣上升途中的最大障礙。但汪是文人，沒有部隊，沒有槍炮。當時有一個師汪有可能掌握，師長王懋功，汪想提拔他為軍長。在編序列時，留下一個軍的編制，沒有指定軍長，這讓蔣介石很是緊張；另外，汪精衛減少了蔣介石當校長的黃埔軍校的經費，給了王懋功。這兩件事都讓蔣介石大起疑心。之後，蔣介石借故將王懋功押走，並在日記中記錄了他的心情:“把王懋功押走了，我心裏的石頭落地了。”不久就發生中山艦事件，汪生氣出國，至此，蔣介石前進路途上的障礙就被排除了。

    楊教授說:蔣介石不懂現代民主是怎麼回事。孫中山曾認為西方的“三權分立”還存在缺陷，因此創立五權憲法，即行政、司法、立法、監察、考試五種權力各自獨立。孫中山對之非常滿意，稱其為世界上破天荒的政治體制，可以解決西方政治的很多缺點。但蔣介石卻在日記中說，“五權”上面必須由總統制管著，不然就會權力分散。楊教授說:只有權力集中，沒有民主，沒有制衡和監督，那當然是專制和獨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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